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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平衡被打破，难有人能独善其身。 |
短暂“豁免”之后，4月9日，特朗普称将对药品征收关税，以迫使制药公司在美国开设工厂，因为美国是“*的市场”。可见，美国民众将要面临的药物短缺、药价上涨，并不如其政治博弈重要。
虽然特朗普尚未公布药品的具体关税税率，但此举已以让企业自危并做出反应。
4月10日，瑞士跨国药企诺华宣布计划在5年内对美国基础设施投资230亿美元，以确保诺华为美国患者提供的所有关键药物都将在美国制造。当然也有药企巨头，如礼来CEO对外媒表示“很难回去”。
对于中国药企而言，“出海”本是近几年发展的关键词，美国也是出海的重要区域。据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统计，如按地域划分，2024年，国内医药产品对美出口总额达190.47亿美元，同比增长近12%，比排名2-4位的印度、日本和德国加起来还要多。
如今，一贯的平衡即将被打破，难有人能独善其身。变局之下，中国医药企业的出海预期会如何改变？企业又将如何应对这场关税风暴？
01
原料药高度依赖中国供应
这几天，梁宇和身在美国的创始人讨论最多的就是关税。几年前，看准了减重新药爆发潜力，梁宇与几位原料药“老炮儿”开启了新一轮创业。如今已经收获了不少来自北美、欧洲、印度的订单。
原料药，也是本次行业最为关注的赛道。因为，中国对外出口的诸多医药类产品中，西药及其原料是*的品类。2024年，国内医药产品出口总额1079.64亿美元，其中，西药出口539.53亿美元，而西药原料药出口在西药中的占比更是达到80%，金额为430亿美元。
在梁宇看来，原料药的供需体系和制造业格局，是长期以来形成的，美国对印度、中国原料药高度依赖，短期内难以改变。
在美国，90%的生物制药公司要进口原料药，来生产FDA批准的产品。“目前，直接销往美国的API中，印度占的市场比例比中国大，但印度合成API所需的基本化工原料(KSM)有70%左右主要来自于中国，这主要是由制造成本、工业基础、环保政策等多种原因导致的。”梁宇解释。
对于原料药企而言，将产能转移到美国几乎难以实现。
尚且不谈货币单位差异带来的高昂成本——据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的统计，在美国，从0开始建设一座新工厂动辄花费20亿美元——“加100%的关税可能都比这要便宜”；更重要的是，“时间也耗不起”。“从设计到土建、设备安装、FDA检验、工人培训、投产，5年时间是最短的，大部分药企一般都要花个7、8年，而特朗普的任期只有4年。”
尤其是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，文化差异的风险同样随时存在。梁宇曾考虑过将自己在其他领域的生意放到美国去建厂，但最终放弃的原因是，在美国，“一个实力不够强的小企业可能难以抗衡律师和工会，一个小官司就可能让你倾家荡产”。
因此，药品制造业的产业回流美国及供应链重组，短期内难以实现。
若未来无差别执行药品关税加征，原料药成本大概率上升，部分负担可能会转嫁至美国普通消费者及政府支付方。有投资人担忧道:“这几年，不少原研药专利相继到期，价格较低的生物类似药可以上市。如果因为制造成本的原因导致药价上涨，价格还是下不来，患者能否承担？”
此外，供应链的稳定性也无从保证。产业组织BIO近期的调研称，如果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，79%与中国签订合约的公司将受到极大影响。
当然，如果仅针对中国的药品关税贸易战执行，相关原料药企面临的竞争格局将发生变化，对美业务板块的业绩可能会受到较大冲击。
针对如何应对可能到来的“药品单独征税”，国内头部原料药企业华海药业对外回应称，美国是市场化价格竞争，所以可能需要“从工艺等方面去找补”，另外也会评估美国生产基地是否存在其他承接方式，转移生产基地可能是一个方向，但要看它整体是否符合产品生产要求。
这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思路。有从业者认为，自己所在企业正在通过改进生产工艺、提高效率的方式降低成本。通过“打铁仍需自身硬”的手段，进一步降本，以对抗关税加征的冲击。
02
关税风暴下的创新药、CDMO
原料药之外，另一大关注点在于创新药。实际上，这部分从业者反倒相对平静。
除了少部分以产品形式出口的创新药，当前，国产创新药出海的主要形式是:通过对外授权产品管线权益获得“知识产权使用费”，此类交易暂时不会受到关税加征的冲击。
不过，也有完成过管线大额对美授权的企业人士提到，生物技术是中 美两国的关键竞争点，还是“不要掉以轻心”。此前，他主导的那项交易由于金额过大，临到谈判后期，MNC买方提出“如果交易主体是中国企业，他们可能会有些压力”。最终，授权改由该公司的美国子公司来完成。
该企业人士认为，从经验上判断，单个资产首付在大几亿美元、总价几十亿的FIC、BIC产品，且双方有共同开发美国市场意向的，可能更需要注意这个问题。
相比于关税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近期的一则公告，更令国内创新药企研发人员担忧。该公告称今年4月4日起禁止中国等多个国家的机构和科研人员访问NIH的数据存储库及相关数据。多位受访者提及:该公告及透露出的对抗信号，对于国内新药临床研发而言是一大冲击。
尽管原料药的全面迁移短期不可能实现，但创新药成药生产等高附加值环节的制造业有可能回流至美国。据Fierce Pharma援引PhRMA的报告称，美国生物制药制造工厂数量“逐年稳步增长”，从2018年的1018家增至如今的1591家。
此外，对于以CXO为代表的大量承接美国市场订单的制药产业链上游企业来说，“关税”虽未必会直接作用在其身上，但也存在受波及的可能。
有关注CDMO领域的医药投资人提到，对于这种“既要考虑资本支出，又要考虑人员、原材料、供应链的产业，本应该受益于全球化，哪里合适就在哪里生产”，近两年，虽的确有CDMO企业在美国建厂的案例，但受限于生产效率和人才问题，“规模还没起来”。
毕马威美国生命科学国家战略负责人Jeff Stoll最近在接受医药行业媒体Fierce Pharma采访也时称，“不可能将很多药品的全部生产只交给美国，或只交给某个关税*的友好国家”，企业方在做重大生产决策时，不该“仅出于对政策的反应”。
有从业者认为，虽然不能否认美国是消费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，但“全世界总人口80亿，无论贫富，都需要吃药”，开拓更多北美之外的海外市场，未必不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。比如，翰宇药业本次就表示，正与合作伙伴正密切关注相关动态，同时，公司也“一直计划开拓欧洲或东南亚市场，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”。
事实上，中国企业应对“关税震荡”已有诸多先例和经验。2024年，美国就曾大幅提高了中国注射器和针头，呼吸器等个人防护类设备，以及医用橡胶手套等耗材产品的关税。相关企业正是通过加速产业在海外当地的本土化生产，减少对美国单一市场依赖等方式积极应对的。
“暂且观望两年，再勒紧‘腰带’撑一撑，待两年后中期选举或许事态会更清晰些。”梁宇表示。
